（圖/《性別為本》）

“如果你想羞辱一個女性，就罵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個男性，就罵他是個女人?！闭Z言學家阿曼達·蒙特爾在《語言惡女：女性如何奪回語言》一書中點明了語言中的性別羞辱——女性這一性別，似乎一直被視作一個貶損的形容詞。

?作者 | 張文曦

想象一下，你在極其憤怒的情況下和別人對罵，脫口而出的，會是什么？

“去他媽的”“×你媽”……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罵人的詞語，大多是男性通過性化、貶低女性親屬的表達，來實現(xiàn)攻擊他人的目的。1925年，魯迅在《論“他媽的！”》一文中將“他媽的”稱為“國罵”，并以家鄉(xiāng)紹興為例，說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專一以‘媽’為限，決不牽涉余人”。

魯迅推測，“他媽的”的由來，可能是庶民通過血統(tǒng)來攻擊高門大族。那么，為什么是“他媽的”而不是“他爹的”？為什么人們認為“辱女”的表達就能攻擊對方？

語言本身，就是“厭女”的嗎？

“如果你想羞辱一個女性，就罵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個男性，就罵他是個女人?！闭Z言學家阿曼達·蒙特爾在《語言惡女：女性如何奪回語言》一書中開宗明義地點明了語言中的性別羞辱——女性這一性別，似乎一直被視作一個貶損的形容詞。

《語言惡女：女性如何奪回語言》

[美] 阿曼達·蒙特爾 著，李辛 譯

明室Lucida | 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4-6

細數(shù)各類表達，就會發(fā)現(xiàn)語言對女性來說充滿了惡意。

在語言的世界里，一方面，罵人的臟話中常常隱藏著性別歧視，女性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幾乎等同于貶義詞——在一名男性看來，被說“像個娘兒們一樣”是一種極其強烈的羞辱，因為這等同于將他劃分出男性陣營，代表了他畏縮、猶豫，缺少所謂“陽剛之氣”。

另一方面，男性及其所代表的特質(zhì)則得到褒揚。如果一個女性足夠干練，那她可能會被冠以“×哥”“×爺”這樣的稱號，社交媒體上打扮帥氣、有肌肉痕跡的女生會被網(wǎng)友叫“老公”。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是國內(nèi)首屈一指的電影研究、女性主義研究學者，她被學生稱作“戴爺”，而她本人并不喜歡這個稱呼，認為它充滿了男權(quán)色彩。

（圖/《力量》）

這些作為形容詞的夸獎或貶損還不是最直接的例子，最明顯的應(yīng)該是一系列指向女性性行為的臟話。那些罵人的俚語，大多數(shù)是一些令人不快的、針對女性的貶義表達。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項性別羞辱詞匯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在英語中，有關(guān)女性的俚語有90%是貶義，而男性所對應(yīng)的數(shù)字只有46%。

那么，語言是天生“厭女”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最直接的例子，就是“bitch”一詞的詞義演變。在現(xiàn)代英語出現(xiàn)之前，bitch和女性沒有任何關(guān)系。它最初是“genitalia”（泛指生殖器）的代稱，經(jīng)過漫長的演化，被用來形容雌性野獸。而到了現(xiàn)在，它變成蕩婦羞辱的首要詞語。同理，如果追溯詞源，“cunt”“slut”等詞也曾經(jīng)是無辜的。

就連“madam”“mistress”這類原本屬于中性的指代性詞語，也逐漸染上淫穢色彩——madam變成了秘密情婦、妓女甚至是妓院老鴇的代稱，mistress被用來指稱“與已婚男子頻繁私通的女性”。與此同時，“sir”和“master”這兩個詞的含義并未發(fā)生變化。

（圖/《臟話史》）

這些曾經(jīng)無傷大雅的詞語，其詞義的轉(zhuǎn)變過程，與人類歷史進程緊密相關(guān)。

當人類處于四處遷徙的游牧時代時，女性和男性擁有多個性伴侶是一件極其正常的事。但當人類停止遷徙，在一塊土地上定居時，女性的開放性行為便變得令人難以容忍——因為人們希望將土地傳承給擁有自己血緣的后代，男性為了確認誰才是自己的親生子，就必須要求女性忠誠于一個對象。

自此之后，女性的性自由觀念土崩瓦解，連帶著女性的性行為也被人厭惡。于是，越來越多的中性詞語染上了性化的侮辱色彩，被釘在恥辱柱上。

如語言學家舒爾茨所寫：“回顧語言的使用歷史，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fā)現(xiàn)，一個用來形容女孩或女人的無辜詞語，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積極的含義，然而它漸漸地有了消極色彩，一開始或許只是輕微的貶損，但一段時間之后它變成了臟話，最終變成了性別污名和侮辱?！?/p>

被污名化的小姐、三八和小仙女

性別偏見在語言中的表現(xiàn)方式極其隱蔽，卻出沒于我們?nèi)粘Ｊ褂玫脑~語中。

以中文語境為例，小姐、媛、三八、婦女、小仙女等針對女性的詞語，已然在使用過程中被污名化。

媛，在《詩經(jīng)》《說文解字》中指“美麗的女性”，如今的社交媒體上，它被用來描述矯揉造作、賣弄身材的女性形象；嫖，原意為身形輕便、動作敏捷，后來才用來指代以金錢等物質(zhì)手段和賣淫者發(fā)生性關(guān)系的行為，即嫖娼。

以年級第一的成績從牛津大學數(shù)學建模系畢業(yè)的女生，被某些網(wǎng)友質(zhì)疑“這又是什么媛”。（圖/微博截圖）

語言中的造“媛”運動層出不窮，從“騎行媛”到“茶藝媛”，從“健身媛”到“學術(shù)媛”，即便展現(xiàn)了再多專業(yè)素養(yǎng)，仍會有人用已經(jīng)被污名化的“媛”來概括她們。

除了逐漸被污名化，語言還有可能受到過時思想余孽的影響。翻開目前通行的第12版《新華字典》，“玩”字項下，關(guān)于衍生詞“玩弄”的釋義，有一條寫的是“玩弄女性”。有網(wǎng)友表示，自己家里的1960年第2版《新華字典》就是這么寫的，到現(xiàn)在也沒有改動。

詞語的先后順序也暗含了權(quán)力的流動。學者歐陽潔在《女性與社會權(quán)力系統(tǒng)》一書中提到，語序在漢語的表意系統(tǒng)中，占有重要位置。

將兩性并列時，從語序上看，男性往往處于女性之前。（圖/《甄嬛傳》）

比如癡兒怨女、一兒半女、孤男寡女、夫唱婦隨等成語，都是男性角色在前。實際上，在老子的道家語言系統(tǒng)中，“雌雄”“陰陽”等詞語，將陰性詞語放置在陽性詞語之前。之后儒學將這類詞語改造成涇渭分明的語言系統(tǒng)，像“父母”“夫妻”等詞，便把陰性詞語不可逆轉(zhuǎn)地后置。從中可以看出，性別地位悄然發(fā)生了變化。

從引進國外作品的翻譯上，語言中的性別不平等也可見一斑。

一些原本女性擔任主角的影片，譯名中突兀地加入了男性家人角色。比如原名為“摔跤吧”的印度電影《Dangal》，中文譯名加上了“爸爸”，變成了《摔跤吧，爸爸!》；德國、瑞士合拍的電影《Heidi》，中文譯名則加上了“爺爺”，變成了《海蒂和爺爺》。

如果說“刻意加入男性角色”的譯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原片風貌，那么直接“隱去女性主角”的譯名，則更容易讓人感到對女性視角的刻意忽視。例如講述史上第一位橫渡英吉利海峽的女性的電影《Young Woman and the Sea》，原名直譯為“年輕女性與海”，主體是女性，不知為何，中文譯名舍去了女性這一主體，翻譯為無性別的《泳者之心》。對比其他中譯名如“女人與?！?，顯然，片名含義已發(fā)生變化。

《海蒂和爺爺》與《泳者之心》的豆瓣介紹頁面。（圖/豆瓣截圖）

語言幫助人們傳達觀念，表達想法。但當這套語言系統(tǒng)本身就暗含性別偏見時，很難保證，在性別不平等的語言的浸染下，人們能對兩性有公正、準確的認識。

是時候把“女性”變成一種褒義詞了

在“男女”“夫婦”這類詞語被默認為約定俗成之時，或許我們不應(yīng)忘記：任何語言及其使用方式都是由人所創(chuàng)造和決定的。收復(fù)并再定義那些被污名化的詞語，是重建女性主義語言系統(tǒng)的可行步驟。

bitch一度被用作“蕩婦羞辱”，隨著女性運動的興起，妮琪·米娜、碧昂絲等女性藝術(shù)家把它寫進歌詞，主動用它來形容女性，贊頌自己的性別，從而奪回對這個詞的定義權(quán)。

（圖/《大巴上的女孩》）

可喜的是，一些改變也正在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語境中發(fā)生。

有女性主動“去污名化”地使用“媛”字，自稱工作能力很強的“程序媛”；在稱贊其他女性的成就時，有網(wǎng)友也不再使用“像雄鷹一樣的女人”表述，而是用“像雌鷹一樣的女人”來代替。

挑戰(zhàn)我們最習以為常的語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意味著半數(shù)以上的人口需要放棄有利于他們的語言系統(tǒng)。

試想一下：當我們怒急罵人的時候，把用了許多年的“他媽的”改成“他爹的”，是否會覺得一絲不習慣，抑或是不適？藉由這個假設(shè)，也許我們就會意識到，許多司空見慣的語言習慣里，可能或有意或無意地包含著偏見。

這些小小的不適所帶來的一次又一次反思，通向的將是更大、更深的思考。這就是撬動那些固化的語言方式的開端。

（圖/《性別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