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今年川美畢業(yè)展上，有一組名為《隱形家務》的作品。創(chuàng)作者列舉了一系列容易被忽視的家務勞動，如將臟盤子和碗端到廚房、處理冰箱內過期的食物、將鞋子放回鞋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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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主婦的照料之下，屋子永遠窗明幾凈，廚房里始終備著食物，床單沙發(fā)也總是干凈整潔。我們享受著她們的勞動成果，并且常常認為生活“就該如此”。

可事實是，這些“歲月靜好”是家庭主婦們付出大量辛苦勞動才得來的結果，但我們對此過程卻很少留意。針對這一問題，英國社會學家安·奧克利曾寫過一本書《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

奧克利套用了“工作”研究的相關范式來研究家務勞動，對長久以來的偏見展開了集火抨擊。這本書是學術話語包裝之下的主婦控訴，它呈現了家務勞動從業(yè)者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態(tài)，并讓社會聽到了她們的不滿和無助。

來源 | 看理想節(jié)目《工作與人生：無限人生書單第6季》

作者 | 袁長庚

01.

女人就該做家務嗎？

《看不見的女人》這本書的正文部分有將近三百頁，但這三百頁的篇幅大概只講了兩件事：第一，所有的家庭主婦都很討厭做家務；第二，在討厭家務的前提之下，她們通過調整自己做家務的方式和自我認知來維持平衡。

我們或許會忽視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很多認識、觀念，并非歷來如此，歷經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它們終于成為社會的認識基線。今天我們生活里的“常識”，有很多都曾是石破天驚式的發(fā)現。

類似的現象在性別議題上尤其顯著。奧克利的這本書首次出版于1974年，距今還不到半個世紀。那個時候，很多丈夫們覺得自己每天在外奔波掙錢養(yǎng)家，而妻子們在家中無所事事，只知享受。

奧克利為了完成這本書，采訪了倫敦的四十位家庭主婦，她們當中有些是家庭條件較為優(yōu)渥的城市中產，也有些是剛剛從貧民窟搬進公寓的勞工家庭，但是無論如何，這個樣本量都不算大。

可是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書里面揭示的各種發(fā)現，實在不是什么隱藏在生活深處的秘密。但就是這些常識，就是這些浮在生活淺表的經驗，卻始終沒有社會學家關注。

如果我們從馬克思、韋伯、涂爾干開始算起，到奧克利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社會學這門學問在西方社會已經存在了近百年。這一百年里，學者們研究過工業(yè)化的興起，研究過新的社會組織形態(tài)，研究過幾大文明在千百年時間跨度上的興衰，研究過自殺、越軌、國家和村落。

可是他們都沒有“發(fā)現”自己身邊的故事——社會學家們早晨也需要吃早飯，晚上入睡前也希望床鋪整潔舒適，但他們也覺得生活本身“就該如此”。所以，奧克利的著作確實在幫我們以一種系統(tǒng)而嚴肅的方式“看見”此前被忽視的東西。

《看不見的女人》這一標題，源于書中第一章作者原話：“在諸多社會學研究當中，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女性，要么是隱匿不見的，要么是表征不足的：她們往往以鬼魂、影子或是刻板印象等，這樣的無實質形態(tài)存在?！?/strong>

在這本書首次出版的時代，奧克利的選題在很多資深學者眼中即便不是毫無意義，也只能說是小打小鬧，是一個年輕的女學者非常幼稚且偏執(zhí)地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打轉。

但奧克利本人對此有充足的心理準備，她絲毫沒有避讓或辯解的意思。在書的開篇，她就極其“反常地”扣動扳機，向社會學傳統(tǒng)當中的視野盲區(qū)開火。

比如她所說的“看不見”，首先就是社會學者自身的“看不見”，而這種“看不見”的根源，是以男性為主導的學術界對什么才是“社會學需要研究的問題”的偏狹。

奧克利重復了一個在性別研究領域常見的策略：為什么要談論性別議題？是因為很多問題如果不換上女性的透鏡，就永遠無法浮現。女性主義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和解放，不是價值觀的空洞對撞，而是關乎我們是否愿意并且能夠面對真實世界本身。

《坡道上的家》

02.

用研究“工作”的方式研究家務

在《看不見的女人》一書中，奧克利獨辟蹊徑，采取了一個非常規(guī)的論證策略，她把家務勞動當成是一種“工作”，用研究“工作”的方式去研究家務。

選擇這樣一種論述策略，從學術層面而言，是一種“便利”。二戰(zhàn)以后的社會學對于“工作”，尤其是組織化、工業(yè)化狀態(tài)下的“工作”展開了系統(tǒng)而持續(xù)性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范式和理論。

奧克利把家務定義為“工作”，讓家務勞動這類通常被認定為生活瑣事的現象，在學術分析的框架之下顯示出不同的側面。如果主流學術界對工廠里的工作抱持非常嚴肅的學術態(tài)度，那么就無理由忽視家務勞動當中所呈現的各種類似的狀態(tài)。

一般說來，定義某種行為是“工作”需要滿足若干條件。比如參與者需要消耗能量，所從事的活動必須是“生產性”的，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產生社會互動，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工作必須獲得回報，無論是薪酬還是一定量的產品。

從這些標準來看，把家務定義為“工作”是有問題的。家務勞動除了要消耗主婦們的能量和精力之外，似乎并沒有“生產”出新的價值，也沒有形成一個分工系統(tǒng)，更不可能獲取報酬。

所以，奧克利的這一策略也很容易遭到反駁。想要理解這種分析策略之所以成立，我們或許要對學術和政治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思潮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女性主義在歐美有兩波比較大的潮流。第一波從十九世紀末到二戰(zhàn)前后，主要內容是爭取女性在社會當中的各種權益，比如工作權、受教育權、參政議政權等等。

第二波則是我們相對熟悉的，對于傳統(tǒng)男性社會中各種認知成見的挑戰(zhàn)，比如法國哲學家波伏娃的巨著《第二性》，以及在大西洋兩岸歐美社會中出現的各種反對男性審美霸權的社會抗爭運動。在這兩次浪潮的沖擊之下，很多傳統(tǒng)社會的迷思實際上已經受到極大的動搖，比如“男性養(yǎng)家”神話的破滅。

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女性都仍然無法獲得平等的就業(yè)權，她們在大多數時候只能從事一些兼職工作或縫補洗涮之類的零活兒。在這樣一種不均衡的狀態(tài)下，男人一般被認為是“給家里掙面包錢的人”（breadwinner），也就是養(yǎng)家的人。

《致命女人》（第一季）

如此一來，女人就被看作是附庸，是幫襯，是無法獨立創(chuàng)造價值的人。這也就是為什么，第一波女性主義的浪潮是爭取走出家門的權益。到了第二波浪潮，也就是認知挑戰(zhàn)的時期，思想家和活動家們進一步追問——

女人不創(chuàng)造價值？女人不養(yǎng)家不出力？那我們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維持的？飯誰做？衣服誰來洗？孩子又是哪里來的？還有人說女人的勞動不值錢，那如果從工資中拿一部分出來請傭人幫忙，需要多少錢？憑什么因為“妻子”的身份，她無論洗多少碗都不能算錢呢？

在這樣的逼問之下，人們才意識到，女性的工作只是沒有被“變現”而已，她們的經濟價值和功能性的意義都被遮蔽了，所以我們不能說只有男人在養(yǎng)家。

作為一種認識框架的女性主義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資本主義大生產的條件下“打開”了生活的黑箱，讓“過日子”本身也能躋身市場交換的系統(tǒng)當中，讓“家務勞動”成為社會分工體系當中的一個部分。

而我們也必須要在這個背景下，才能理解奧克利論證策略的雙重面向：一方面她得益于“家庭-社會”二元對立的破除，可以名正言順地去為家務勞動正名。

另一方面，她往前更進了一步，把家務當作是一個“工種”來加以分析，用研究產業(yè)工人的方式去觀察和衡量主婦們的勞動狀態(tài)。這就坐實了家務勞動在現代分工體系當中的地位，而且更加凸顯了主婦們“勞動者”的社會學意涵。

《坡道上的家》

03.

家務勞動是六大工種的合集

奧克利在這本書的第一章，還對當時如日中天的社會學功能學派提出了批評。功能學派傾向于把社會看成是一個大型的機體或系統(tǒng)，他們認定機體或系統(tǒng)的根本要義就是維持平衡，整體的各部分要各司其職，干一行愛一行。

奧克利和當時更為年輕的學者們對這種均衡論早就不滿，具體到對家務勞動的討論，她認為這樣的均衡論實際上變相論證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女性被默認是天生細心、天生具有母性、懂得關愛他人的，因此女性一定是因為熱愛并且享受居家生活，才會“霸占”家庭主婦這個職業(yè)。

在奧克利寫這本書之前，一定有無數男人聽他們的妻子抱怨過家務勞動令人難以忍受。但他們只會覺得這是女人懶散矯情的表現，是一種性情甚至是道德上的瑕疵。

這種有罪認定，同樣有認知上的前提，即家務勞動很簡單、很輕松，沒有外部監(jiān)管和懲戒，而且是為了自己的家人干活兒，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正因如此，奧克利研究的第一個基礎性任務就是搞清楚：家務工作到底是什么？

首先，奧克利告訴我們，所謂“家務勞動”實際上是一系列不同“工種”的集合。她列舉出其中最主要的六大類：清潔、購物、做飯、洗碗、洗衣、熨燙，它們所需要的技能、所帶來的勞動體驗是完全不同的。

在她采訪的人當中，大家最討厭的普遍是熨燙，單調重復但是總體工作量又很大，洗碗也有類似的問題。與之相較，大家都喜歡購物，一則可以出門透透氣，二則購物本身是一種“消費者”的暗示，是我在主動地做出選擇，建設家庭生活。

另外，即使是在同一種工作內部，不同的工作內容也會引起截然不同的感受。比如在清洗工作當中，很多人覺得洗床單最有成就感，作者的解釋是床品的晾曬本身有一定的展示性，這種工作是主婦們向外界昭示自己工作成就的機會。但是如果是洗尿布就沒那么享受了，既充滿污穢，又繁瑣無聊。

所以當主婦們在“干家務”的時候，實際上是接續(xù)性地在不同的工作之間切換。這其中大多數工作的體驗都很差，而且缺乏向他人炫耀展示的可能。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換句話說，家務勞動有一種深入肌理的孤獨，它逼迫主婦們只能極端個體化地承受、消化勞動帶來的負荷。但是工作上的復雜性和孤獨感，在社會成見當中都屬于“女人們的事情”，無法吸引他人的重視和理解。

關于家務勞動的常識，奧克利給出了一組對比數據。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英國產業(yè)工人周平均工作時間是四十多個小時，算上加班也就是五十個小時。

但是對于家庭主婦而言，刨除陪伴、照看孩子的時間，周平均勞動時間也常常在八十個小時以上，家務勞動是高強度、高負荷的工作。但很多丈夫會認為，雖然時間長，但是沒有外界壓力，而且有充分自主性，這還是不能說明問題。

于是奧克利展示了很多訪談材料，她想證明的一點是：所謂家務勞動的寬松自主，實際上只是一廂情愿。家庭主婦當然沒有老板，也無需打卡，但是生活本身自有它的節(jié)奏和力度，孩子幾點鐘上學，丈夫幾點之前必須離開家，星期幾必須去購物，所有這一切都是內在限制。

更重要的是，家務勞動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工作，它沒有明確的起止，主婦們當然可以最低限度地完成必須的任務，但是一個稱職的主婦總能夠在角角落落里發(fā)現可做的事情，就像中國的那句俗話所說：眼里有活兒。

家務勞動這個本身就帶有緊張感的時間框架內部，始終會成長出新的任務，主婦們的時間表永遠處于緊繃狀態(tài)。這樣的一份“工作”，遠不是丈夫們所想象的那樣清閑。

奧克利的訪談顯示，對于家庭主婦這份工作，無論是中產階級還是勞工無產者，都不會給出什么正面評價。對于這個身份在社會上所含有的貶義，女人們心知肚明。

雖然具體到個體身上，每個人的不滿有所差異，結婚前在外面工作過的人與完全沒有踏足社會的人之間也不相同，但是沒有人會覺得這份工作清閑、自豪。

《致命女人》（第二季）

04.

尋找能動性，家庭中的紐帶與聯(lián)結

其實，家務勞動本身并沒有一個具體的框架和標準，這一點看似是家務勞動的優(yōu)勢，但實際上也意味著從業(yè)者需要費心去規(guī)劃工作的內容。

正是在勞動社會學研究的啟示下，奧克利提醒我們注意，好的家庭主婦會自己給自己設定標準，制定框架，甚至探索工作和社會、社區(qū)有機聯(lián)結的可能性。

她們會追求對于整個勞動過程的掌控，會思考不同勞動階段之間的銜接和配合，會主動提升勞動技能，簡單來講，優(yōu)秀的主婦身上一樣有著超強的能動性和主體性。

如果我們考慮另外一重背景，上述這種品質就會顯得更加珍貴，這一背景就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丈夫對妻子在家務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設定的標準，對她們不斷嘗試去調整工作框架，讓家人們的生活更加幸福等行動常常是不自知的。因為他們很少參與家務勞動，對這種工作缺乏切身體會，所以他們眼里是看不到這一切的。

和這個世界上的很多工作一樣，家務勞動往往體現為成果，它的過程是相對隱蔽的。丈夫日出離家日落歸來，他看到的就是兩頓餐食和家里“一切照舊”。他不能明白的是，即便是“一切照舊”也是精心維持的結果，否則按照正常狀態(tài)，屋子里只會變得越來越混亂。

甚至當時很多醫(yī)生也認為，主婦們會病態(tài)地“迷戀家務”，會偏執(zhí)地追求桌面整潔、空氣清新、一切都井井有條。這些科學外衣下面的潛臺詞依然是對女性本質上帶有一種“神經質”的控訴，為的是論證她們難以像男人那樣理性地處理工作問題。

所以，奧克利所揭示的是一種系統(tǒng)性的對于家務工作的誤解和偏見，以及生活在這種壓力之下的人的主體狀態(tài)。

《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

那么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女人們還甘愿留在家里從事這份工作呢？

在奧克利的研究當中，有一種非常復雜的矛盾狀態(tài)。一方面，主婦們對于這份工作的體驗都很差；另一方面，她們又對自己“家庭主婦”工作和身份有很高的認同感和自豪感。雖然她們知道社會對家庭主婦的評價不高，但是她們自己卻很認可自己的價值。

對于女性主義者而言，這并不是一個讓人欣慰的狀況，糟糕的勞動體驗應該產生不滿，應該孕育改變的訴求，而不是反過來靠自我感覺良好麻痹自己。

在這一點上，奧克利展現了非同一般的理解力和客觀性。她認為，正因為整個社會當中彌漫著“女人天然更適合照顧家庭”這樣的論調，所以沒有天生的主婦，有的只是一個女人歷經幾十年最終“長成了”一個主婦。

女性從來到這個世界上開始，就不斷接受暗示，要她掌握生活技能，了解生活節(jié)奏，有朝一日成為別人的妻子和母親。

奧克利認為，媽媽的榜樣作用非同一般，在女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她們能夠在社會認可的意義上展示自己、獲得認可的機會并不多。在這個過程中，媽媽是最親近的榜樣，媽媽在持家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種種品質，無論是勤勞吃苦還是精打細算，都容易成為女孩子學習的對象。

奧克利沒有言明的一點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女兒甚至比爸爸更能夠理解媽媽為這個家做了什么，以及這種人生需要付出什么樣的努力。

《坡道上的家》

“長大后，我就成了你”，女兒用自己的行動落實了對媽媽這個人生榜樣的認可，當這個社會不理解主婦們的生命經歷的時候，母女之間的紐帶和傳遞反而成為一種內部人之間的承認。

奧克利的研究，再一次證明了波伏娃那句振聾發(fā)聵的至理名言，“沒有人天生是一個女人，她們只是在后天學會了如何做一個女人”。

家庭主婦的重心是落在“主婦”還是“家庭”，社會學者的答案應該是后者。今天，我們所接受的暗示就是，上班歸上班，生活是生活。除了薪水，工作無關家事；除了可以提供一個睡覺的地方，家庭好像離工作越來越遠，離社會越來越遠。

如果家庭是一間隔音的囚室，讓人在其中辛勞卻又不被理解，讓人失去與社會的聯(lián)系還不被認可，那就永遠會是一個問題。